疫情期间，武汉有个陈北洋出了名。陈北洋原湖北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按照官方的通报，其在疫情爆发期间，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和防控工作规定，在本人及其家人确诊新冠肺炎后，不服从集中隔离、入院治疗等措施，并违规出入公共场所，影响恶劣。
陈北洋被曝光后，为其治疗的“医生”也随之出名，这个人叫李跃华。李跃华是武汉当地一家私人诊所的医生。按照陈北洋的致歉信的描述，他是在确诊新冠肺炎后官方收治无果的情况下，通过朋友关系请李跃华医生上门治疗。通过治疗后，陈北洋及家人的体温陆续恢复正常，后续检查发现核酸检测变为阴性。如果陈北洋的说法为真，那么李跃华凭借着自己的医术，治好了新冠肺炎，堪称“神医”并不为过。
事发后，李跃华本人通过网络发声明，其不仅治好了陈北洋一家人，还通过独特的治疗手段治好了20人左右的新冠肺炎患者。因为治疗手段有效，其多次请战上一线治疗，却没有得到回应。李跃华的声明本想推动其治疗手段的应用，结果却引起政府部门的关注。2020年2月26日，湖北省卫生计生委综合监督局发出一份《关于对李跃华、张胜兵治疗新冠肺炎等相关情况的调查报告》，认定李跃华不具有医师执业证书（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其所在的个体诊所也未按期校验，其在新冠肺炎防控期间非法行医并进行虚假宣传，严重影响了正常医疗服务秩序和当前疫情防控工作。
湖北省卫生计生委综合监督局的调查报告就像给李跃华下了“诊断书”，告知大家李跃华是一个假借医生名义的江湖骗子。后来，包括新京报在内的诸多媒体也确实对李跃华展开了批判，认为他是“趁疫作乱”，玩的是“骗子和傻子”的游戏等等。可是，桥归桥，路归路。以偏概全的批判或者表扬，都是极端不负责任的。
第一，李跃华有没有治好新冠肺炎患者，这是讨论的前提
如果按照李跃华本人及陈北洋的描述，李跃华确实将陈北洋及其家人的新冠肺炎治好了。那么无论李跃华是否具有执照，其诊所是否按期校验，都不能否定其治疗新冠肺炎上的能力，这种能力当然应该受到我们的尊敬和肯定。当然，是否真的起到疗效，还需要专业机构进一步调查核实，给予大众一个说法。在没有权威机构没有做出认定前，我们当然不能称他为“骗子”，也不能把他捧为“神医”。
第二，不管李跃华有没有治好新冠肺炎患者，其仍需承担法律责任
按照调查报告，李跃华主要面临两方面的法律风险。
一是非法行医的行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或者非医师行医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其违法所得及其药品、器械，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医师吊销其执业证书；给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按照目前披露的案情来看，李跃华的行为没有达到《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规定的非法行医罪的立案标准。因此，对其非法行医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可能性较大。
二是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的刑事责任。按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的规定，只要存在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行为的，就可以定罪。不存在数量、后果等量上的定罪要求。所以，李跃华如果实施了上述行为，面临刑事追诉的风险较大。
有人会认为，如果李跃华确实治好了新冠肺炎患者，他的功劳能否免除法律责任呢？相关法律规定并没有以功抵过的规定。从实践来看，也只能作为处罚时的酌定从轻处罚的因素来考量，不能作为免除处罚的依据。但我们希望，如果确实有能力治疗，对他的处罚可以降到最低。
第三，对李跃华事件的思考，决不能停留于功过是非
在大灾大难面前，每一种救援力量都是弥足珍贵的。可在现实里，救援力量不一定都能发挥其功效。就像捐赠给武汉的医疗物资必须通过当地的红十字会一样。捐赠的途径千万条，有些效率更高，但如果仅仅限制在红会的途径，则可能出现红会的物资堆积成山，一线人员“无米下锅”的局面。
李跃华如果确实有能力治疗新冠肺炎，也同样面临着“报效无门”的窘境。相对物资接收来说，医疗门槛更加高不可攀，在短时间内让一个没有经过临床治疗验证的治疗手段投入救治病人，更是不可想象。以政府认可的方式参与救治，李跃华显然是异想天开。然而，门槛高并不代表不予考虑，不予研究。作为政府机构，除了动用政府力量加强研究和治疗，也应当对民间的医疗手段予以关注。这既是对民间救援力量的尊重，也是拓展医疗渠道，最大程度发挥救治力量的必然要求。
在大灾大难面前，如何调动民间力量更高效的参与其中，值得深思。有人说，这是“大政府、小社会”的传统治理思路衍生出来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民众对政府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提高效率的技术手段也越来越成熟，社会治理必然朝着“大社会”的方向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借机完善相应协调、参与制度，让更多的民间力量参与到灾难救治中去，是更需要考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