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检察日报刊发了《打造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协商平台》一文。该文提出要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打造“量刑协商平台”，实现让当事人获得“看得见的实惠”、律师存在感强，法官认可度高的良好效果，并且建议从“制度平台”、“实体平台”及“信息平台”三个方面着力打造。
自2018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写入《刑事诉讼法》，正式成为法定的量刑情节以来，“量刑协商”在实践中一直都是遮遮掩掩，甚至被部分检察官排斥。按照陈瑞华教授的观点：“这主要是考虑到诸如‘协商’、‘交易’、‘妥协’等表述容易引起社会各界的误会，有失刑事诉讼制度的严肃性。”当然，除此之外，也有其他的原因。
第一、法律没有规定“协商”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应就犯罪事实、定罪、法律适用、从宽处罚以及程序适用等问题听取嫌疑人、辩护人或值班律师等人的意见。听取意见之后，就是犯罪嫌疑人是否接受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在听取和接受之间，缺少了协商的环节。
第二、协商的空间较小
大多数刑事案件的事实和罪名不存在大的争议。检察官和律师看到的量刑情节大同小异。在情节的认定不存在异议的情况下，检察官往往不愿意对量刑作出进一步的调整。此外，检察官需要考虑诉讼效率、量刑均衡等问题，而律师更加着眼于个案的量刑，导致协商的基础不尽相同，也是检察官不愿意与律师协商量刑的重要原因。
第三、律师的参与度不够
从参与的广度来看，刑事辩护全覆盖虽然增加了律师参与刑事案件辩护的比重，但是该制度仅仅针对审判阶段。在关键的审查起诉阶段，大量的认罪认罚案件由值班律师参与完成。从参与深度来看，限于时间、权限等原因，值班律师往往只起到“见证”的作用，对于证据研究、被害人谅解、与家属沟通、与检察官协商等工作均无法深入参与，缺乏协商的“筹码”。
虽然有诸多障碍和困难，量刑协商的需求却一直存在。检察日报的这篇刊文，也是看到了实践中量刑协商的迫切需求，提出了优化建议。可见，检察机关已经意识到量刑协商对于认罪认罚案件的重要性，相信在以后的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协商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因为量刑协商的好处，不容小觑。
一、增加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与强加给嫌疑人一个量刑结果相比，通过有效的协商确定量刑，让嫌疑人感到更被尊重，更有参与感，从而对协商结果更加认同。
二、减少检察官的出错率
虽然检察官具有全面审查案件的义务，但是控辩双方的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通过协商，可以使检察官更加全面的了解案件及背后的量刑因素，对嫌疑人作出更加准确的量刑。充分的协商，也能让法官更加认同量刑建议，防止量刑建议被法庭撤销的风险。
三、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
量刑协商，可以更加有效地调动嫌疑人和辩护人的积极性，最大程度地争取从轻量刑的情节。在化解与被害人的矛盾、消除社会不良影响等方面均能起到大的作用。
四、使辩护工作更加殷实
认罪认罚制度实施以来，律师在不少案件中变成了“见证人”，参与感不强。而在量刑协商时，律师工作可以得到进一步丰富，不会使辩护工作浮于表面。
随着观念的逐步转变，相信在以后的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官会更愿意就量刑问题进行协商。这也倒逼律师提高量刑协商的技能，以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定好目标
协商的前提是要有目标，目标要贴合实际。通过检索同类案件的处理结果，找出具有可比性、量刑较低的案例，确定协商的目标。
2、抓好时机
量刑协商的时机可以归纳为“快”和“准”。“快”指的是认罪认罚案件诉讼程序较快，律师的阅卷、会见、调查取证、撰写辩护意见等工作都要打好提前量，以免错过机会。“准”指的是提出意见的时机需要准确把握。太早了，不容易给检察官留下深刻印象。太晚了，如果检察官已经汇报确定了量刑，也会失去协商的机会。
3、备好“谈资”
协商的过程无非是说服检察官采纳辩护人提出的量刑建议。而说服的关键在于辩护人是否备足了各种法定及酌定的量刑情节。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情节需要提前铺垫和争取，才不至于在快速的认罪认罚程序中错失良机。
4、做好沟通
与检察官沟通，更应该采用“商量”的态度，而非“谈判”的态度。我国法律将量刑协商塑造成一种检察官主导下的控辩协商机制，具有程序上的主导权，少部分案件做不做认罪认罚不会对起诉工作产生实质影响。作为嫌疑人及辩护人，都想在审查起诉阶段获得检察官的认可，争取提前获得较轻的量刑结果。错过审查起诉阶段，意味着后续的辩护工作会更加艰难。所以，从目的上来看，辩方更有求于控方，地位并不平等。沟通时，更应当用“商量”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