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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刑诉法修改背景下刑事辩护权深化保障的若干建议

作者:周立波 执行主任 发布日期:2026-11-17

编者注:本文是周立波博士在2026年11月7日举办的浙江省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2026年会暨《律师法》修改与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整理而成。


各位同仁,大家好。感谢省律师法学会的邀请,很高兴能参与本次研讨会的交流学习。作为从事刑法研究和刑事辩护的律师,对刑事辩护各个环节的问题感受还是比较深的。我们知道,刑事辩护与刑诉法有密切关系,昨天也正好刑诉法第四次修改草案出来,下面我结合刑辩实务中的一些痛点问题与各位交流探讨,并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有些问题在这次公布的草案中已有回应;有些没有回应的,也期盼在以后修法时能予以关注和改进。


一、关于委托问题


(一)代为委托主体范围过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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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现行规定代为委托的主体仅限于近亲属、监护人。如果近亲属、监护人自身被采取强制措施或无法与外界联系,又无其他补充渠道,犯罪嫌疑人将事实上无法获得委托辩护。


建议:适当扩大代为委托主体范围,在符合法定条件时允许亲友代为委托,并确立相应委托机制,减少委托意思传递不畅造成的律师介入障碍,同时也可以减轻刑事辩护全覆盖和法律援助的财政压力。


(二)委托辩护与法律援助指派冲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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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实践中法律援助律师与当事人自行委托的律师争夺辩护权,出现法援律师“占坑”现象、值班律师替代委托辩护人等情形,事实上都是在变相剥夺充分的辩护权。


建议:应确立委托辩护优先于法律援助指派,当事人自行聘请律师的,司法机关不得强行安排值班律师替代;赋予在押人员随时委托权,看守所应及时转达委托申请,不得扣押信件、拖延通知。这一点,修正草案已明确,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又自行委托辩护人的,法律援助律师的辩护终止。


二、关于会见问题


(一)会见被违法拖延、拒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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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尽管现行法律规定看守所应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但实践中以提审、设备升级等非法定事由拖延、拒绝会见的问题屡见不鲜。法律上的安排会见往往见不到人。


建议:这一点,修正草案已将四十八小时由“安排会见”改为硬标准,明确看守所应当保证律师至迟在四十八小时内见到在押人员。但还不够,建议进一步规定,律师未能在四十八小时内见到当事人的,在此期间取得的供述,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不得移送、出示或作为定案依据。


(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会见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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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根据现行刑诉法,办案机关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无须告知家属地点,律师常因不知当事人下落而无法会见,甚至出现当事人长期失联、律师只能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或逮捕的反常情形。


建议:这一点,修正草案已废除了无固定住处指居的规定。只有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范围缩小。同时,明确办案机关负有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地点告知家属的义务。


(三)留置阶段律师介入缺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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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监察机关调查阶段涵盖违纪、违法、犯罪等调查,律师目前不能介入留置,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在留置期间无法获得律师帮助,这与人人有权获得辩护的原则相悖。


建议:结合《监察法》的修改,明确在确定当事人涉嫌犯罪的留置阶段允许律师介入会见,保障其平等获得法律帮助,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三、关于阅卷与证据核实问题


(一)阅卷时点滞后,侦查阶段无法阅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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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现行规定律师自审查起诉之日起才可阅卷,侦查阶段只能通过会见和家属间接了解,难以把握证据全貌,辩护带有盲目性。同时,侦查阶段认罪认罚适用前移使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当事人可能在律师阅卷前已在压力下作出认罪认罚。


建议:确立侦查阶段有限阅卷权。对提请批准逮捕、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等案件,允许律师查阅限定范围材料,具体包括立案证据材料、侦查讯问笔录及鉴定意见、提请批准逮捕材料、提请延长羁押期限的意见及证据。同时可适当延长审查批捕时限,保障该阶段的有效辩护。


(二)阅卷范围受限,同步录音录像难查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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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根据现行刑诉法,阅卷范围限于“案卷材料”,同步录音录像常被解释为独立于案卷的材料而拒绝查阅,或未随案移送;最高院相关司法解释仅允许“查阅”作为证据材料移送的录音录像,没有提及摘抄、复制。


建议:明确同步录音录像属于案卷材料,应当随案移送,并允许查阅、摘抄、复制;无正当理由不予提供的,构成程序违法,将阅卷范围扩大至全部在案材料。


(三)证据核实的范围与方式不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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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现行刑诉法规定律师仅可向当事人核实“有关”证据,且核实方式、内容未作规定。实践中各地做法不一,有的要求民警传递材料并全程在场,有的禁止出示案卷、不允许携带电脑,妨碍证据核实。


建议:删除“有关”二字,明确律师可向当事人核实全部案卷证据(含电子数据)及律师拟提交的新证据。核实的方式不限纸质或电子,允许携带电脑,核实过程民警不应在场、不被监听。


四、关于调查取证等申请问题


问题:律师申请司法机关调取证据、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申请重新鉴定等常被忽视或被口头随意驳回,无正当理由、无书面答复、无救济渠道。


建议:确立“以同意为原则、以拒绝为例外”的规则,除申请明显无理由或无必要外,司法机关应当同意。驳回申请须出具书面文书并载明理由,同时赋予律师单独申请复议的权利。


五、关于知情权保障问题


问题:司法解释虽要求办案机关对涉及当事人人身、财产、诉讼权利的决定通知辩护律师,但实践中除开庭、宣判外普遍不通知,律师往往依靠打听、甚至最后知情;立法缺乏救济程序和违法后果,导致有法不依。


建议:这一点,修正草案已明确有关机关在案件不同阶段和关键时间节点的告知义务,但没有明确哪些关键节点。建议将变更强制措施、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移送审查批捕、鉴定意见、退回补充侦查、提起公诉、延长审理期限、二审是否开庭等关键节点纳入法定告知,通过电话、短信、手机应用推送等方式及时通知,并提供办案人员姓名及联系方式。告知不到位的承担相应程序后果。


六、关于独立辩护权问题


问题:实践中,认罪认罚案件常出现律师做无罪辩护公诉人要求撤回当事人具结或要求当事人被迫做出选择,律师的独立辩护空间受到压缩。


建议:明确辩护人依法享有独立辩护权,当事人认罪认罚不影响律师就罪名定性、证据合法性独立提出无罪或罪轻意见,且律师的独立辩护不影响当事人的从宽量刑。


七、关于权利救济与程序性制裁


问题:无救济则无权利,侵权缺乏法律后果是制度落实不力的根本原因。现有救济以向公安机关及其上级投诉、向检察院申诉、向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反映为主,存在公安机关上下级易偏袒、检察院作为控方角色冲突、行业组织在程序外难以制约等问题;对律师提出的各类申请,办案机关常不予回应,且无须承担责任。


建议:第一,增设即时救济渠道。律师权利受阻时可当场向本级机关负责人投诉,受理机关须在三日内作出书面答复。第二,确立程序性制裁规则。明确违法限制、剥夺辩护权将产生诉讼行为瑕疵、证据无效、程序撤销等后果。第三,强化裁判文书说理。一审判决书须逐条回应无罪、证据、量刑辩护意见并说明采纳或不予采信的理由,回避说理构成发回重审的法定事由。第四,健全系统追责。刑事层面用好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等罪名并树立权威判例,行政层面将违法阻止履职纳入公务员考核,设置警告、通报批评、撤职等责任。


这一点,修正草案在检察监督方面已有进展:明确当事人、辩护人可直接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控告,由检察院调查核实并提出纠正意见;公安机关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须报人民检察院批准,重大涉案财物查封、扣押、冻结决定书抄送人民检察院。这些举措把传统的程序“自留地”纳入事中监督,建议在落地中进一步细化。


八、关于言论豁免与执业安全问题


问题:新修订的《律师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律师法庭言论豁免权,但仅限于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范围有限,难以覆盖庭外意见及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实践中还出现变相监听会见、搜查律师事务所、要求提供合同和案卷、扣划律师费、获取并披露律师与当事人通信信息等侵害执业安全的情形。


建议:第一,扩展豁免范围,将豁免延伸至法庭外发表及向办案机关提交的书面辩护意见,并覆盖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第二,增设拒绝搜查与扣押权等执业权利。第三,明确杜绝变相监听、违规搜查律所、扣划律师费、披露咨询信息等行为,发挥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的保障作用。


以上是刑事实务中有关辩护权保障存在的八个主要问题和建议。在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的背景下,希望本次修法不仅能完善已有的权利保障规定,更能针对实践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建立明确、具体、可操作的制度,妥善处理公权力与辩护权的关系,把辩护权真正落到实处,保障控辩双方平等对抗,守住程序正义,防范冤错案件,推进中国式刑事司法更加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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