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国正在推进金融黑灰产专项整治，公安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开展多轮集群打击，非法助贷中介是重点打击对象。大量助贷公司被“全链条一锅端”，涉案金额动辄数千万甚至数亿元。办案机关按照“追源头、摧网络、打链条”的办案思路，经常将公司从上到下全部人员一并立案。
实务当中就出现一个现实难题：老板、主犯理应严厉打击，但大量普通基层年轻人，只是找一份普通工作，却被卷入刑事案件。很多人通过正规渠道入职、只是机械完成岗位工作，赚着微薄的工资，主观恶性很小。如果被起诉判刑，会留下终身案底，对个人、家庭都会产生巨大负面影响。
刑事案件在公安、检察、法院三个阶段都可以终结案件，但实务中在公安阶段撤案难度极大，法院阶段判无罪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故而审查起诉阶段争取不起诉，便成了这类基层员工最优、最可行的无罪出路。正如我们所邓楚开主任常说的一句话：检察官是法官之前的法官。对于大量基层员工而言，检察院就是决定其是否会留下案底的“法官”，如何在检察院阶段争取到不起诉，便成了核心问题。
本文结合杭州来福士、甘肃AB贷专案、广州天河中介集群案等真实案例，结合实务感悟，从专项整治背景、人员分层、不起诉实务辩护要点三个方面，探讨基层员工的不起诉辩护路径。
一、助贷诈骗专项整治背景与常见作案模式
（一）专项案件现状
自2025年起全国多轮金融黑灰产专项持续推进，2026年4月两部门再次部署新一轮打击，重点整治非法助贷中介。办案讲究全链条穿透查处，这就导致大量底层业务员、客服、内勤、普通行政人员跟着老板一起被立案、移送审查起诉，出现“在岗即追责”、“小鱼小虾一并捕捞”的现象。
但专项打击本意是打掉幕后操盘的“大鱼”，而不是把被裹挟打工的普通求职者全部送上法庭。
（二）两类高发的诈骗模式
从公开报道看，助贷诈骗主要是两类模式：
1.AB贷骗局：借款人A征信差贷不了款，中介哄骗A找亲友B过来，谎称只是做联系人、做担保。实际上直接用B的身份去办理贷款，中介获得了高额中介费，剩余贷款交给A，债务却落在B头上。一旦A还不上钱，B就要承担全部还款责任。
2.保证金骗局：贷款放款之后，中介编造银行风控、征信保证金等理由，直接扣下一大笔钱，口头承诺到期退还。等到客户要求退款时，中介就找各种理由拒不退还，这笔钱直接被公司占有。
据公开报道显示，这类行为人普遍会租用高端CBD写字楼，挂虚假的银行合作牌匾，对外宣传低息、零服务费，用光鲜外壳掩盖诈骗本质。代表性案件比如：
1.杭州来福士助贷团伙案：涉案2-3亿元，一年骗取保证金8000余万元，大量人员被抓捕。
2.广州天河中介集群案：排查62家机构，31家立案，存在债务优化骗局、伪造全套贷款材料、AB贷等行为。
3.甘肃AB贷专项收网：跨区域团伙操作936笔AB贷，涉案1.27亿元，39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二、涉案助贷公司人员分层和分类
涉诈助贷公司都是流水线层级化运营，不能只看岗位头衔，关键看实际干什么、掌握什么权限、拿什么报酬。有的人名义头衔好听，实际只是基层干活；有的人是普通业务员，但深度参与造假、操作AB贷，也要追责。结合实务可以分成三层：
第一层：核心决策层（主犯，基本无不起诉空间）
包含实控人、股东、总经理。
他们设计整套诈骗模式，编写虚假话术，搭建AB贷、保证金骗局，采购客户信息，掌控全部资金，制定收费、退费规则，支配赃款。是骗局的发起人和最大获利者，属于专项打击重点。
第二层：中层骨干（大多定罪，极少数存在不起诉可能性）
包含组长、主管、专职造假人员、主管财务人员。
落实老板的诈骗方案，培训业务员虚假话术，直接对接客户实施欺骗，指导伪造材料，操作AB贷，管控保证金，拿高额业绩分红。完整知晓全部骗局，深度参与核心犯罪环节，一般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层：基层普通员工（不起诉辩护的核心对象）
包含普通电销业务员、客服、资料内勤、普通行政。
这类岗位典型特征：
1.没有业务决策权：只能按照公司写好的固定话术打电话、邀约客户，没有修改话术的权限；
2.只做事务性辅助工作：打电话邀约、登记信息、收集客户资料，不碰资金、不参与伪造材料，不处理退费、催收；
3.信息存在认知盲区：大多是社会经验不足的年轻人，入职时间短；只知道做居间、资料整理，不知道背后AB贷、扣保证金拒不退还这些核心骗局；
4.收入微薄：拿固定底薪，提成比例极低，没有赃款分红，只是赚取劳动工资。
注意：并非所有基层业务员都当然可以不起诉。如果基层员工主动参与造假、主动隐瞒资金真相、拿高额提成，则很可能不在不起诉范围之内。
三、基层员工争取不起诉的辩护要点
结合《刑法》关于从犯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77条关于法定及酌定不起诉的规则，可从主观认知、客观行为、因果关系、地位作用、量刑情节、证据瑕疵等维度，构建完整的不起诉辩护体系。该体系同时适配法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酌定不起诉三条核心路径。
要点一
主观层面——无非法占有目的，没有诈骗的共同故意
诈骗罪成立，前提是行为人明知道在骗人，还希望占有别人的钱财。很多基层员工不符合该条件：
1.被公司“正规外壳”蒙蔽：公司在高档写字楼，有营业执照，招聘网站正常招人，内部培训只讲居间业务。员工只是模糊感觉行业有点不规范，但“感觉有点违规”不等于刑法上“明知是诈骗犯罪”。
2.收入模式证明没有犯罪牟利的想法：钱全部进公司账户，由老板支配。员工拿底薪+少量提成，只是打工赚生活费，没有分赃，没有想要占有客户的钱。
3.不存在共谋：员工只是被动执行上级指令，没有参与商业模式、话术、收费规则的设计，事前事后都没有和管理层商量怎么去骗客户。
实务中还可以补充细节：员工发现业务存在异常后，向领导或同事提出过疑问，甚至萌生离职想法、提出了离职意向，这些细节都可以佐证主观上没有犯罪故意。
要点二
客观行为——只做辅助劳务，没有实施诈骗的核心行为
真正的诈骗行为：虚构低息、隐瞒AB贷真相、伪造经营材料、扣保证金拒不退还，全部是管理层、专职人员完成。基层员工只是打电话邀约、登记信息、转述公司现成话术。单纯传递上级写好的话术，不等于自己主动虚构事实骗人。他们不接触客户资金、不参与造假、不处理退费纠纷，没有独立实施诈骗的行为。
要点三
因果关系——员工行为和被害人财产损失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客户之所以被骗，根源是老板整套设计好的骗局、虚假宣传和恶意收费制度。就算这个基层员工不接待该客户，换另一个业务员，依然会按照公司套路继续实施。员工只是链条最末端一环，不是导致客户掏钱被骗的决定性原因，刑法上因果关系断裂。
要点四
地位作用——属于次要从犯，符合免除处罚的适用条件
依据《刑法》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的，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专项整治目标是“摧源头、打操盘手”，刑法不要求把每一个被裹挟打工的普通劳动者全部判刑。对该类人员适用不起诉，既符合罪责刑相适应，也契合“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实现打击犯罪和教育挽救相平衡。实务中，辩护人可以对比全案人员作用排序，说明该员工在全部涉案人员当中，作用排位靠后，属于非常次要的参与者。
要点五
叠加各类从宽情节，满足酌定不起诉条件
多数基层员工天然具备这些条件：入职时间短、个人获利很少；初犯偶犯，没有前科；自愿认罪认罚；主动把全部提成退缴；主观恶性小，再犯罪风险低。多重情节叠加，就达到《刑诉法》177条第二款“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适用基础。
要点六
证据层面，用好存疑不起诉的辩护空间
很多案件只有被害人陈述、同案人的笼统口供，缺少聊天记录、内部培训记录、分红流水、被害人辨认笔录等证据，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基层员工明知整套诈骗骗局、参与共谋。孤证不能定案，如果现有证据不能排除“只是正常打工、不知情”的合理怀疑，就达不到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标准，可以争取存疑不起诉。
四、摒弃“在岗即有罪”，分层处理才是司法应有尺度
在办理助贷诈骗专项案件时，必须摒弃“全员有罪、在岗即追责”的粗放办案思维。“顶层操盘人员依法重判、中层骨干依法追责、基层辅助人员依法从宽”，应是当前司法统一的裁判尺度。
对于正常入职、机械履职、未参与核心诈骗环节、无非法占有目的、获利微薄、具备全部从宽情节的基层员工，辩护的核心路径在于：切割主观明知、剥离核心行为、弱化因果作用、叠加从宽情节、适用政策出罪。应全力在审查起诉阶段争取法定、存疑或酌定不起诉，避免当事人留下终身案底及衍生的社会负面问题，最终实现法理、情理与政策的有机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