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3日晚，浙江厚启律师事务所第60期刑辩沙龙如期举行。本期沙龙特邀上海精诚磐明律师事务所全国管委会主任、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永红担任主讲嘉宾，以“金融刑案立法和司法中的五个Catch-22”为题做系统讲授。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郝艳兵、上海段和段（杭州）律师事务所主任杨文斌担任与谈嘉宾，厚启所实习律师马宇新担任主持人，厚启所主任邓楚开、执行主任周立波等人参与研讨。
讲座伊始，李永红主任对“Catch-22”进行了解释，他提出“Catch-22”即“第二十二条军规”式的死局——法律、司法解释与司法实践互相缠绕，怎么走都走不通，研究这一“主题“有两个动机：一是"穷理尽性"，人是有理性的，必须把逻辑盘通；二是"经世致用"，律师找辩点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把法律规范搞明白，再去衡量办案机关的处理是否符合规范。
此后，他围绕五个核心”困局“展开。
第一，非法与合法之困：非法集资案前置法与后位法存在矛盾。《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规定参与非法集资的损失自行承担，意味着参与双方均属非法；但《刑法》第176条又鼓励退赃退赔，由此产生集资参与人是否仍属"非法活动参与者"的逻辑悖论。李永红主任指出破局之道：涉众案件中庭外沟通有时比法庭辩护更重要，法庭上的分寸本身也是辩护。
第二，秩序与权益之困：金融犯罪法益类别和既遂形态的混乱。刑法罪名框架确立于1997年，近三十年来"鞋没变，脚却一直在长大"。以涉税犯罪为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度被视为纯粹秩序犯，直到出现大量未造成税收损失却应判重刑的极端案件，最高法才确立"无骗税目的、无税款损失不构成虚开"的规则。同样的逻辑映射到非法集资领域，本属秩序犯的非吸罪常因金额巨大被拔高为集资诈骗罪。
第三，事实与意见之困。李永红主任系统阐述了传闻法则、直接言词原则与意见证据规则，明确指出司法会计鉴定提供"绝对保证"，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标准，而审计仅提供"合理保证"，相当于民事高度盖然性标准，二者不可混用。
第四，证明与推定之困。内幕交易案中，特定身份型主体资格本就属推定，"交易明显异常"又被再推定为时间吻合度、交易背离度、利益关联度，还将合理解释的负担转移给被追诉人，李永红主任指出刑诉法并未规定举证责任倒置。
第五，集中与分散之困。李永红主任以亲办案件为例，提出对证券期货类案件建立集中管辖制度的建议：全国指定约二十个地级市，集中侦查、起诉、审判，中院一审、高院二审，以提高司法效率与裁判统一性。
在与谈环节，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郝艳兵老师、上海段和段（杭州）律师事务所主任杨文斌主任等作为与谈嘉宾，就金融刑案立法和司法中的五个困局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郝艳兵副教授从违法相对论视角切入，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非法集资类案件的前置法与刑法目前在“非法性”上存在混同，应采违法相对论。第二个问题，传统上把金融犯罪的法益笼统概括为抽象的“金融管理秩序”，这种秩序性法益非常好用，对入罪而言是万能的，却没有揭示这些犯罪的本质和危害到底在哪里。秩序性法益往往只是中间法益，不是立法最根本的目的，背后还有一个目的法益需要我们去挖掘。据此，他认为非吸应限缩为“欺诈型”犯罪。
上海段和段（杭州）律师事务所主任杨文斌主任认为，第一，罪名框架与现实“脱节”，带来的社会效果并不好，存在动辄几万参与人造成巨大的维稳压力。第二，非吸案件中的投资人远比法条复杂。投资人至少分为三种：投机型、再投资型、明知型，这些人到底是出借人还是“被害人”，值得研究。
浙江厚启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周立波主任说，今天的沙龙不仅是一场关于法学理论与司法实务的专业课，同时也是一堂法律职业课、人生课。从李老师的讲授中，能深切感受到一个刑辩律师所应当具备的基本品质与素养。这或许是应对 Catch-22 式的死局、应对大部分时候"憋屈"的刑事辩护最好的良药。
浙江厚启律师事务所主邓楚开主任高度认同了李老师关于“秩序犯与权益犯”的划分，他认为：第一，非法集资案件中存在“被害人”身份问题。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故意混同了“非法集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两个概念。第三，最高法故意把法律推定与事实推定混为一谈。
本期沙龙历时两个多小时，从立法到司法、从实体到程序、从定性到定量、从庭内到庭外，五个 Catch-22 的揭示与破解，既是金融刑案辩护的方法论，也是一位资深刑辩人对职业与人生的自我感悟与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