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上海持续加大灵活用工领域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违法犯罪打击力度，多起同类案件中当事人因涉案金额较大、情节复杂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此高压背景下，我所于占达律师代理的H某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经精准辩护，最终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成为严打态势下“实质审查、宽严相济”的典型范例。
一、基本案情：严打风暴中的企业经营困境与涉案始末
2021年下半年，受疫情后经济下行影响，上海XX公司（H某为法定代表人）在结算劳务费用时，频繁遭遇服务人员无法提供合法有效发票的难题，导致公司成本核算与税务申报陷入僵局。彼时，多家灵活用工平台向该公司推介“代发薪资+合规开票”服务，声称相关操作合法合规。为解决经营难题，上海XX公司按平台要求委托三家灵活用工平台代发薪资，并支付包含6%增值税税费及2%服务费在内的相关费用，累计取得价税合计398万余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税额22万余元已全部抵扣。
2022年初，上海XX公司通过内部自查发现潜在税务风险，在主动咨询税务机关意见后，完成大部分税额的进项转出与税款补缴。
而近几年，上海正聚焦灵活用工平台虚开乱象开展专项整治，通过平台获取发票的行为已成为监管与打击重点。
时间来到2024年，因上下游多家灵活用工平台暴雷，牵扯出本案。2024年8月，H某接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全部事实。
二、核心争议：严打背景下的罪与非罪边界认定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上海严打灵活用工虚开的高压态势下，上海XX公司通过平台获取发票的行为，是否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关键聚焦于两点：一是公司主观上是否具有骗抵国家税款的故意；二是客观上是否造成国家税款损失，能否仅凭“平台开票”形式就认定为刑事违法。
三、辩护突破：以实质审查破局严打背景下的辩护困境
面对上海地区对灵活用工虚开的从严打击导向，辩护人并未局限于表面事实，而是从以下几个角度构建辩护体系：
1.聚焦真实交易本质，区分行政瑕疵与刑事违法。辩护人指出，上海XX公司委托平台代发薪资系基于真实经营需求，相关薪资为公司必要经营成本，有服务协议、薪资结算明细等证据佐证，不存在虚构交易、虚增成本的情形。平台开票流程可能存在的行政监管瑕疵，系平台方独立行为，并非公司主动追求或促成，与“无实际业务而虚开”的刑事犯罪有本质区别，不应因严打背景就简化认定标准。
2.否定主观骗税故意，表明主动合规意识。公司支付的费用中明确包含6%增值税税费，委托平台的核心目的是解决发票难题、依法完成纳税相关流程，而非骗取国家税款。案发前主动自查补税、咨询税务机关的行为，进一步印证其无违法故意，与严打对象“恶意虚开、骗取税款”的主观恶性完全不同。
3.紧扣无税款损失核心，契合宽严相济政策。本案中，上海XX公司已全额补缴全部涉案税额，未造成国家税款流失，不符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实质要件。辩护人同时援引相关司法解释及多起类似案例，强调对于“有真实经营、主动纠错、无危害后果”的企业，应体现司法包容。
4.从宽情节兜底，呼应民营经济保护政策。H某的主动到案构成自首，且系初犯、偶犯，上海XX公司作为长期依法纳税的企业，为地方经济发展与就业稳定作出积极贡献。辩护人结合上海保护民营经济、涵养税源的政策导向，论证在严打灵活用工虚开的同时，应对此类无主观恶意、主动挽回损失的企业及负责人从宽处理，避免过度刑事追诉影响企业正常经营。
四、案件结果：严打态势下的不起诉决定，彰显司法温度与精度
最终，检察机关经全面审查，采纳了辩护人关于“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自首、全额补税”等辩护意见，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本案的成功辩护，既体现了上海司法机关在严打违法犯罪的同时，坚守“罪刑法定、实质审查”的法治原则，也为同类严打背景下的涉企案件提供了重要参考——即使在专项整治高压态势下，企业及负责人的合法权益仍受法律保护，精准的辩护策略与对实质合规的坚守，能够有效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