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奸案件中,有一个非常现实、却很少有人愿意公开讨论的问题:从报案、立案到赔偿,被害人、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往往陷入一场复杂的心理博弈。女方不想追究男方的刑事责任,但又希望获得赔偿;男方否认犯罪,却又担心一旦被刑事立案,自己将面临牢狱之灾,想通过赔钱提前解决;男方做无罪辩护,但又想赔偿谅解获得从轻处理;案件的证据存在问题,处在可立案可不立案的模糊地带时,侦查人员既受理案件,又推动双方达成赔偿协议。于是,女方只想赔偿,要不要报案?受理后、立案之前,要不要接受赔偿?接受赔偿还能不能继续追究刑事责任?男方赔钱了,是不是就等于认罪?作者结合多年公安、律师的工作经验,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证据非常不足的案件,想通过刑事程序获得赔偿,因为控告方没有谈判的筹码,不要妄想通过报案获得赔偿
前几天有一对夫妻来咨询,丈夫发现妻子与他人发生性关系,妻子称自己是被迫的,丈夫遂报警强奸,侦查人员经过询问没有在第一时间受理和立案,作者了解具体情况后,认为几乎没有证据证明男方违背妇女意志,公安机关不可能立案。是否违背妇女意志,必须根据具体事实和证据判断,如果经过调查,确实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强迫行为,甚至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双方系自愿发生性关系,那么作为控告方缺乏控告的事实和证据基础。
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即使女方坚持报案,公安机关也不会立案,男方也不会为了谅解支付赔偿。这种情况下,没有足够证据支持刑事犯罪,就很难依靠刑事程序向对方施加压力,女方没有谈判的筹码,不能把缺乏依据的刑事指控当作索取赔偿的工具,甚至女方有涉嫌诬告陷害罪的法律风险,作为丈夫最多要求第三者签署保证书、拍摄道歉视频和解了事。所以,第一种情况的核心是:没有证据,就没有刑事追责的基础,男方就没有刑事上赔偿谅解的义务和责任,控告方想通过刑事立案获得赔偿大概率是达不到目的的,因为你没有谈判的筹码。
二、证据处在可立案可不立案的模糊地带时,真正的博弈在于证据能否形成闭环
第二种情况更加复杂,也是实践中容易出现争议的类型。前几天有女当事人咨询,男女双方在饭局上饮酒,之后共同前往酒店,女方过了几个月后才报案,称自己醉酒后遭到强奸。男方则辩称,双方系自愿发生性关系。案件发生后,已经过去较长时间,酒店、饭店监控视频因保存期限届满而灭失。警方掌握的证据,只有双方陈述、部分证人证言、聊天记录,以及一些能够间接反映事情经过的证据。
这种案件最重要的是现有证据能否相互印证,能否证明违背妇女意志的事实。例如,女方饮酒的程度,是否达到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状态?双方发生性关系前后的聊天记录、通话记录,能够证明什么?证人是否亲眼目睹关键事实,还是仅仅听取一方事后转述?双方事后的行为,究竟能够证明什么,又有哪些合理的其他解释?具体仍然要结合案件证据综合判断。如果案件的证据处在可立可不立的模糊状态,即立案的话,指控犯罪的证据牵强,将来可能不起诉或者撤案;不立案的话,似乎也有不立案的理由,因为证据不够充分。如果证据无法形成闭环,不立案的概率比较大的话,常常会出现以下问题:
(一)公安机关是否会组织双方调解?如果案件事实存在争议,关键证据又不充分,此时案件处在可立案可不立案的模糊地带,办案人员担心案件无法进行下去,会询问双方是否愿意协商赔偿,或者尝试解决相关民事纠纷,从当事人的角度看,这确实可能是一种重要的谈判节点。对于侦查人员来说,组织双方调解的目的在于:即使公安机关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赔偿协议可以平息双方的矛盾,以赔偿协议约束双方,特别是约束控告方不再继续刑事控告,做到案结事了。
(二)谈判不成,女方是否继续控告?如果公安机关组织双方调解,因为金额问题无法达成协议,女方可以继续控告,要求立案,但是需要承担继续控告无法立案的风险,因为毕竟证据不够充分,无法形成闭环,不接受调解将会失去公安机关给男方施压从而获取赔偿的机会。
(三)女方接受赔偿后是否可以继续控告?如果女方接受赔偿后,公安机关做出不予立案的决定,大多数人会拿到赔偿后息事宁人,但是,原则上,接受赔偿并不当然意味着放弃报案或者刑事追责,赔偿协议主要调整双方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对于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双方无权通过私人协议直接排除国家刑事追诉权。因此,如果女方接受赔偿后,因为其他一些因素,仍然坚持认为存在犯罪事实,可以继续向公安机关反映情况、提交证据,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审查和处理。如果公安机关作出不予立案决定,报案人可以根据法律规定申请复议、复核,也可以依法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当然,女方也必须面对一个现实:继续控告并不意味着一定立案,更不意味着一定定罪,最终仍然取决于证据。
(四)赔偿协议怎么写?如果双方决定就损害赔偿达成协议,至少应当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不要为了拿到赔偿而随意改变此前的陈述。事实是什么,就应当如实陈述,不能为了迎合对方的要求,把原本主张的非自愿行为改写成自愿。第二,明确赔偿的法律性质。协议应当围绕实际损害及其合理赔偿展开,而不应设计成以不报案、不立案、不追究刑事责任为对价的交易,要不然索赔金额过高的话,容易成为男方控告女方涉嫌敲诈勒索罪的把柄。
归根结底,第二种情况的核心是:证据不充分,案件存在争议时,案件难以推进,女方有谈判的筹码,公安机关会组织双方调解,促使双方达成赔偿协议,目的是约束女方不再刑事控告,但该赔偿协议只能私下约束双方当事人,按照法律规定,控告方既可以接受赔偿,又可以继续控告。
三、犯罪事实和证据比较充分的案件,赔偿与认罪策略必须统筹考虑
第三种情况,犯罪事实相对清楚,证据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明体系,男方确实面临较大的刑事追责风险,这时,双方的考虑可能完全不同。
(一)男方如果坚持无罪辩护,还要不要赔偿?从辩护策略上说, 如果男方坚持认为双方系自愿发生性关系,否认存在强迫行为,那么他首先需要根据证据构建无罪辩护逻辑。此时,如果男方又以自己的犯罪行为为前提,承认造成了相应损害并主动赔偿,赔偿谅解的表述可能与其辩护主张产生矛盾。但赔偿本身并不必然等于认罪,民事和解、出于人道考虑的补偿,与承认刑事指控,并非完全相同的概念,关键在于协议如何表述、款项基于什么理由支付,以及当事人的具体陈述是否与辩护立场矛盾。作为辩护律师,应当结合案件证据和当事人真实意愿,审慎评估赔偿的必要性与潜在影响,避免为了争取谅解而做出不必要的事实承认。
(二)如果男方承认犯罪,赔偿谅解有什么作用?如果男方承认犯罪事实,并希望通过赔偿争取被害人谅解,那么赔偿就可能成为量刑辩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必须提醒男方:赔偿和谅解不是免罪金牌。积极赔偿、取得谅解、认罪认罚等情节,可能对量刑产生有利影响,但不是说取得谅解就能判缓刑或者大幅度减刑。因此,男方需要综合评估:案件证据是否充分、无罪辩护是否有现实基础、认罪认罚是否符合本人真实意愿、赔偿能力如何,以及赔偿谅解在本案中可能产生多大作用。不能为了取得一份谅解书,就盲目支付超出承受能力的金额,更不能把赔偿当作逃避刑事责任的保证。
综上,刑事案件不是简单的讨价还价,更不是谁更强硬、谁就一定能获得想要的结果,真正决定谈判空间的,是证据,真正决定案件走向的,是法律,真正值得重视的,是当事人在充分了解法律后作出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