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国多地开展肉制品、餐饮食品专项整治,各地公安、市场监管部门陆续发布肉制品违法犯罪线索征集通告,守护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从各地通告可见,专项打击的核心重点是有毒、有害、存在质量安全缺陷的食品违法犯罪行为。在此专项打击背景下,不少地方出现了将合格食材冒充行为认定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刑事案件,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伪而不劣”的冒充行为,社会危害性远小于有毒、有害、存在质量安全缺陷的食品,根本原因在于“伪而不劣”食品不会对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其侵害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财产权,远达不到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构罪要求与危害程度,不属于刑事打击的核心范畴。结合中央政法委《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的解读精神,应当构建过罚相当的法律责任体系,科学设置阶梯式处罚标准,对“伪而不劣”冒充行为优先进行行政追责、民事追责,这也是本次食品专项整治工作的应有之义。
以发生在杭州的真实案例为例,杭州某西餐厅菜单标注“鹅肝xx饭”,实际使用鸭肝制作菜品,涉案食材本身质量合格、可安全食用,仅存在原料品种标识虚假,办案机关以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开展刑事立案追责。该类案件与亿元猪肉冒充驴肉案(于占达:合格猪肉冒充驴肉不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原因分析——以亿元猪肉冒充驴肉案为例)法律逻辑高度相似,都属于“伪而不劣”。本文将结合刑法条文、司法解释,并结合西餐行业食材特点,辨析“伪而不劣”的刑事边界,厘清民事、行政、刑事三层责任边界,防止刑事打击不当扩张,落实过罚相当的司法理念。
一、案件发生的时代治理背景
当下,国家持续强化食品安全治理,各省市陆续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肉制品违法犯罪线索。需要明确一个重要前提:各地线索征集通告受理的线索,并不仅限于刑事犯罪线索,同时大量接收行政违法线索。专项整治打击重心聚焦病死畜禽肉、非法添加有毒有害物质、变质腐败肉类等有毒有害、存在现实食品安全风险的违法犯罪行为。
中央政法委有关负责同志对《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作出专门解读,明确提出要构建过罚相当的法律责任体系,科学设置阶梯式处罚标准。该解读提示各办案机关:食品安全“依法从严”不等于“一律入刑”,应当区分行为危害程度,分层配置行政、民事、刑事不同责任,不能将行政违法直接升格为刑事犯罪。合格食品之间互相冒充,食材本身无安全风险,仅品种标签造假,属于行政违法、民事违法,一般情况下不应当直接纳入刑事犯罪评价,“伪而不劣”食品的法律定性即属于该类情形。
在此治理背景之下,全国多地西餐厅被刑事立案调查,菜单标注“鹅肝”,实际主要使用鸭肝制作菜品。这类案件的核心争议:合格鸭肝冒充菜单标注鹅肝,仅属于行政违法、民事消费欺诈,还是直接构成《刑法》第140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二、西餐语境下肥肝、鸭肥肝、鹅肥肝的概念辨析
本案部分争议来源于中外食材翻译的认知差异,厘清食材概念是法律定性的前提基础。根据百度词条介绍,鹅肝的法语叫法是foie gras,其含义是肥肝、肥美的禽肝,是鸭科动物鹅的肝脏,foie gras包括鹅肝和鸭肝。依据法国食品行业规范,foie gras包含填饲育肥得到的鹅肥肝与鸭肥肝两类产品。根据法国肥肝生产者全国联合会统计,法国肥肝市场鸭肥肝占比超过95%,大量米其林西餐厅日常使用鸭肥肝作为肥肝菜品原料。三者概念梳理如下:
1.鹅肥肝:填饲育肥鹅的肝脏,产量较低,采购成本更高,口感柔和;
2.鸭肥肝:填饲育肥鸭子的肝脏,产量大,市场价格略低,风味浓郁,属于合法合格食用食材,与鹅肝价差并非悬殊巨大,在本案当中仅仅是菜品当中的一项配料。
3.肥肝(foie gras):西餐概念,同时包含鸭肥肝、鹅肥肝两类原料。
据了解,受中外食材翻译认知差异影响,国内部分西餐厅中文菜单直接标注“鹅肝”,实际使用鸭肝,已然成为行业内一种不成文惯例。但普通消费者看到菜单写着“鹅肝”,会直接理解为鹅的肝脏,并不会理解为包含鸭肝。
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法定认定标准
(一)刑法条文与司法解释的基本规定
《刑法》第140条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规定了四类行为方式: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5万元即可入刑,销售金额200万元以上的,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将本罪和刑法当中其他食品、药品重罪进行对比:
对比可见:假药、有毒有害食品要适用十年以上重刑,必须以造成死亡或者特别严重危害后果作为前提。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仅仅依靠销售金额,就可以直接顶格判处无期徒刑,属于刑法当中非常严厉的罪名。如果简单认为“只要是假的,就属于《刑法》140条的伪劣产品”,就会出现社会危害性更大的有毒有害行为,在特定情形下量刑反而更轻的罪责刑倒挂现象。由此可以反推:《刑法》第140条所评价的伪劣产品,绝对不等同于老百姓日常口语理解的“只要是假的”就可以构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四类行为作出明确定义:
1.掺杂、掺假:在产品中掺入杂质异物,造成产品达不到法定质量标准,降低甚至丧失原有使用性能;
2.以假充真:用不具有某种使用性能的产品,冒充具备该种使用性能的产品;
3.以次充好:低档产品冒充高档产品,残次拼装冒充全新正品;
4.不合格产品:达不到《产品质量法》强制质量要求的产品。
笔者从该司法解释提炼出以下关键要点:
1.四种情形并列,其社会危害性、刑事可罚性应当具有相当性,入罪核心要义是产品本身存在质量缺陷,损害产品固有的使用性能,带来人身、财产风险。伪劣产品与被冒充产品之间,属于接近“0与1”的实质质量差异,仅存在轻微瑕疵、品种标识虚假的情形,不在本罪规制范围。
2.该罪量刑标准制定于1997年,距今接近三十年,没有通过刑法修正案或者司法解释予以调整。三十年来国内经济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1997年的200万元购买力远高于当下200万元购买力,而无期徒刑是仅次于死刑的极重刑罚,这就要求当下司法实践不能机械适用该罪名,应当以高标准、严要求把握本罪的立法本意和适用边界。
3.本罪中的“伪劣产品”不等于日常生活口语的“伪劣产品”。普通大众朴素认知是“只要造假就是伪劣”,但是刑法罪名均有严格构成要件。成立本罪,应要求既伪(虚假冒充)、又劣(产品质量、性能存在实质缺陷),仅有冒充造假,但产品质量完好、性能没有受损,也就是“伪而不劣”,不能认定为本罪。
(二)入罪标准应受“合格产品”兜底制约,不能形式化入罪
《刑法》第140条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四类行为: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学界有观点对此提出补正解释,笔者对此表示赞同:四类行为并非简单并列选择关系,“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是前三种行为的兜底限制条件。
1.无论是掺杂掺假、以假充真还是以次充好,最终评价标准均应该是“产品不合格”。
2.若产品经过检验符合国家质量标准,即便存在工艺、标签层面行政违规,也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伪劣产品。
3.刑法规制的是伪劣产品交易,而非所有行政违规交易。无不合格产品,就无本罪适用空间。
通俗来说,行政法可以禁止并惩处食材冒充的违法行为,但刑法只惩罚伪劣产品的冒充行为。冒充鹅肝所用鸭肝,若经检测符合食品安全卫生标准,则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伪劣产品,不能形式化直接入罪。
(三)经济犯罪的入罪应受制于前置法,恪守法秩序统一性原理
1.本罪的前置法包括《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对于前置法已经评价产品本身合格的,刑法不得另行将其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伪劣产品。
2.即便行为违反行政规定,只要所用食材质量合格,就未突破前置法的产品质量底线。
因此,合格鸭肝冒充鹅肝,仅属于标签、品名违规,并未违反产品质量强制性规范,不属于产品实质伪劣,不满足刑事入罪前提。
综上,只有摒弃朴素的“造假即犯罪”固有观念,回归立法本意和行为社会危害性,才能正确理解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为进一步讨论涉案行为法律定性打下基础。
四、对本案的法律定性分析
(一)行政法层面:构成行政违法
《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规定,食品标签、说明书不得含有虚假内容,食品与其标签、说明书内容不符,不得上市销售。西餐厅中文菜单标称“鹅肝”,实际主要使用鸭肝,属于食品名称虚假标示。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在肉制品加工过程中使用“驴肉增香膏”如何定性问题的复函》(市监稽复函〔2024〕1058号)执法指导意见明确,使用A肉类冒充B肉类,即便原料本身检验合格,在行政执法层面依然可以认定为生产经营掺假掺杂食品,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予以行政处罚。需要注意,该复函仅为行政执法规范,行政违法定性不能直接等同于刑事犯罪构成。
因此,涉案商家应当承担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行政处罚,这一点不存在争议。同时从标签优化角度出发,商家可以参照山姆超市对同类产品的标注范式,菜单如使用“肥肝”作为品名,会更加严谨准确。
(二)民事法律层面:属于消费欺诈,消费者可主张退一赔三
商家故意隐瞒真实食材,误导消费者基于错误认知进行消费,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消费欺诈。消费者可以主张退一赔三;因鸭肝本身符合食品卫生安全标准,不存在有毒有害情形,因此不能适用《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退一赔十”惩罚性赔偿规则。
另外,此处需要说明:鹅肝仅仅是整道西餐菜品当中的一项配料,菜品售价包含配菜、酱汁、人工、服务等多重成本。在认定非法经营数额之时,应当区分配料价值与整道菜价格,按照对应配料的价值比例核算涉案金额,不宜直接将全部菜品销售额计入犯罪数额,这也是落实过罚相当原则的具体体现。
(三)刑事层面:是否成立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核心争议
观点一: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该观点认为,菜单标称鹅肝,实际使用鸭肝,属于《刑法》第140条的“以假充真”;销售金额超过5万元,满足立案标准,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该思路将品名、品种上的冒充,直接等同于司法解释当中的“以假充真”,不审查产品本身核心使用性能是否灭失、是否存在人身安全风险与产品质量缺陷。
观点二:不应当认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1.产品并未丧失核心使用性能。本案鸭肝是经过检验合格的食用食材,鸭肝、鹅肝二者均是供人安全食用的禽类肝脏,鸭肝没有丧失“食用”这一核心功能,不属于司法解释定义的“不具备某种使用性能的产品冒充具备该种使用性能的产品”。虽然存在冒充的行为,但产品本身无质量问题,属于典型的“伪而不劣”。
2.无现实人身健康安全隐患。鸭肝原料合格,不存在变质、毒素、兽药超标,食用之后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仅仅侵害消费者知情权与财产利益。本罪作为重罪,保护法益不仅是市场监管秩序,更包含人身财产安全,涉案行为不存在人身安全法益被侵害的现实结果或者紧迫风险。
3.不满足“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兜底要件。鸭肝本身是合格食品,只是被错误标注为另外一种相近食材,并不是“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当然要说明的是,该类行为并非完全排除刑事评价:如果商家为实现冒充效果,大量使用有毒、非食品添加剂,或者鸭肝原料本身变质、检疫不合格,则转化为“既伪又劣”,则有可能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或者其他食品类犯罪。
五、食品专项整治下如何守住行刑边界
专项整治高压背景下,应当分清案件性质:专项整治背景下查处的案件并非都是刑事犯罪。刑事打击重心是“既伪又劣”行为,即病死肉、变质肉、非法添加有毒物质等产品本身存在安全缺陷的案件,而“伪而不劣”行为,食材本身合格,仅品种、产地、标签虚假,优先适用行政处罚、民事赔偿途径解决纠纷。
落实中央政法委意见“构建过罚相当的法律责任体系,科学设置阶梯式处罚标准”的要求,不能唯销售金额论,不能机械适用罪名。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1997年设置的量刑标准至今未修订,如果只要品名造假、金额达标即可以适用最高无期徒刑,就很容易出现“合格食材冒充其他食材”量刑重于“变质有害肉类导致伤亡”案件的罪责刑倒挂现象,有违刑法谦抑性原则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同时对于餐饮类案件,还要审慎把握涉案金额计算规则,区分主料、配料,不能简单直接将整份菜品全部销售额计入涉案数额。
刑事司法应独立于行政认定。线索征集通告、市场监管部门的行政认定,解决的是行政执法问题;而进入刑事程序后,司法机关应当独立依据刑法、司法解释、产品质量鉴定意见重新评价,不能把行政定性直接平移为刑事定罪结论。
六、结语
“鸭肝冒充鹅肝”案件,是食品领域“伪而不劣”行为行刑边界争议的典型样本。该类行为虽属于行政违法、构成民事消费欺诈,但食材本身安全无害,仅侵害消费者知情权与财产权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作为配置无期徒刑的重罪,应当坚守“既伪又劣”的实质入罪标准,不能简单将行政法意义上的品种造假直接升格为刑事犯罪。
食品安全从严治理无可厚非,但从严治理不等于刑罚的无限扩张,应当区分“既伪又劣”与“伪而不劣”,落实阶梯式、过罚相当的责任体系。既要守住群众舌尖安全底线,也应当恪守刑法谦抑性,防止刑事打击不当扩张,从而实现食品安全保护与市场主体权益保障的双向平衡。
关键词:鸭肝冒充鹅肝 肉类品种冒充
食品安全刑事犯罪 食品标签虚假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