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破除技术拟制，厘清多因一果的责任归属
内训伊始，马律师复盘了Alien Chat案的全景事实与一审裁判逻辑。
涉案应用采用了“免费+增值”的商业模式。一审判决的核心逻辑在于，认为开发者修改系统提示词（System Prompt）、突破了大模型的道德限制。法院认定这一行为对输出内容具有“决定性作用”。基于此，首例判决将AI开发者认定为“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的制作者。
针对这一定性，马律师对大语言模型（LLM）进行了底层技术拆解：
AI本质上是基于海量语料的统计模式匹配工具，其输出仅是数学概率上的最优解（Token预测）。机器并不具备真正的理解能力、主观意志与道德判断。开发者设定提示词，在法律属性上仅是创设了违禁内容生成的可能性环境（必要条件）。真正施加动态变量、将抽象可能性转化为具体现实的决定性因素，是用户的诱导性输入（充分条件）。
马律师生动地将此比喻为“改装汽车引擎”：开发者如同机械师，通过改装提高了车辆的性能上限，但这并不等同于直接决定了驾驶员具体的超速违章行为。
二、深入法理批判，解构一审裁判的逻辑裂痕
在法理探讨环节，马律师直指该案一审判决存在的逻辑错位，并展开了深度的体系化批判。
客观行为之辩：刑法理论中的“制作”要求行为人对违法内容的产生具有直接控制力和决定性作用。开发者无法预知用户的具体指令，也无法精准控制AI基于概率生成的文本序列。
主体与心态之辩：开发者与海量匿名用户之间无事前通谋和事中联络，缺乏共同犯罪的前提。同时，对技术可能被滥用的“概括明知”绝不等同于刑法要求对特定犯罪事实的“具体明知”。
法律适用之辩：判决直接援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部门规章中的行政义务来解释刑法重罪中的“制作者”身份，严重违反了法律位阶秩序与罪刑法定原则。
法秩序统一性：马律师对比了近期的民事司法实践，指出在“奥特曼生成案”等民事案件中，司法倾向于认定提供提示词的用户是AI生成内容的作者。若在刑事领域跳过用户直接将风险全部归咎于平台，将导致“利益归用户，风险归平台”的二元分裂。
三、构建五层防线，输出体系化辩护实操策略
面对新型技术犯罪，如何开展行之有效的无罪辩护？马律师为在座律师梳理了一套进退有据的“五层辩护体系”：
行为层：主张客观不构成“制作”，区分前置技术调试与直接内容生产。
主体层：确立用户为内容正犯，阻断开发者的共犯牵连。
主观层：论证无具体明知，强调产品优化的商业目的具有正当性。
法律层：坚守罪刑法定，反对以行政管理责任类推刑事定罪。
体系层：落实刑法谦抑性，主张本案363万余元的营收完全在行政法规的处罚射程之内，行政手段足以规制，不应动辄适用最高可达无期的重罪。
此外，马律师还分享了关键证据的质证技巧，如审查提示词的完整语境、挑战付费用户抽样鉴定的代表性缺陷，并建议在未来案件中通过引入“拒答率曲线”等A/B测试数据来证明平台已尽合理安全义务。
本次内训不仅拓宽了全所律师在AI领域的办案视野，也为应对未来激增的涉算力、大模型新型犯罪储备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操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