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笔者前往某地中院旁听一起省高院提审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公开再审案件。再审一词对于刑事律师来说，熟悉又陌生，刑事申诉的再审立案率据说不足一成，能够顺利公开开庭审理的更是寥寥无几，此次省高院提审开庭审理实属难得。本文暂不讨论案件实体与庭审核心争议，只想聊聊本次旁听过程中遇到的一段小插曲。
一、再审旁听小插曲
开庭当日清晨，笔者提前抵达法院安检区域，主动出示律师证表明旁听身份并配合证件核验。可安保人员提出了一个笔者从未遇到的要求：所有旁听人员一律寄存手机，律师也不例外。顺着安保人员指引看去，诉讼服务大厅摆放着一整排大型电子储物柜，有人正在寄存手机、背包等随身物品。
笔者当即提出异议：过往各地法院公开庭审，仅要求旁听人员将手机调至静音或关机，严禁录音、录像、拍照，从未有过禁止携带手机进入法庭的规定。安保人员无法给出合规依据，只能致电现场负责人核实，得到的答复依旧是手机不得带入，双方短暂僵持。不多时一名法警到场沟通，短暂协商后允许笔者携带手机进入法院大楼。
抵达法庭门口，现场法警数量远超普通庭审，其中还有身着白衬衫的公安，笔者心中已然察觉到本次庭审规格不一般。进入法庭时庭前准备工作尚未结束，笔者安静落座旁听席，可刚坐下不久，此前沟通的法警再次前来告知，要求律师旁听人员同样必须将手机寄存至大厅储物柜。考虑到反复争执会耽误再审庭审进程，且法警沟通态度友善，笔者没有继续争辩，提出将手机临时放到法庭外的前台处，经法警检查确认无隐蔽摄录设备后，才重新回到旁听席等候开庭。
庭审正式开始后不久，眼前一幕让此前严苛的安检管控显得格外矛盾：一名身着便装、神态酷似陈清泉的男子，径直手持手机走入法庭，坐到旁听席第一排。熟悉刑事案件庭审流程的人都清楚，旁听席第一排属于法警值守区域，普通旁听人员本不允许落座。该男子坐下后手机突然响起铃声，他直接起身走出法庭接打电话，通话结束后又拿着手机返回座位，全程没有任何法警上前劝阻、提醒。
庭审进行至中后段，另一名身着白衬衫、手提公文包的男子同样携带手机直接进入法庭，同样落座第一排，全程无人制止。反观旁听席其余人员，到庭家属、外地律师全部按照要求寄存了手机、背包，两手空空地坐在后排。
对比之下，不免令人心生感慨：对外来旁听人员层层加码、强制寄存手机，内部相关人员却可不受约束携带手机随意进出，同一套庭审纪律执行两套标准，审判公开制度的实际落地效果大打折扣。庭审结束后，笔者专门检索梳理了现行司法规范，试图搞清楚此类管控行为是否具备合法依据。
二、现行司法规范从未禁止携带手机进入法庭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人民法院法庭规则》中，并无公开庭审禁止携带手机的条文。规则第七条列明禁止带入法庭的管制器具、危险物品清单，手机不在限制携带物品范围内；第十七条划定全部庭审参与人员的禁止性义务，核心约束内容为不得录音、录像、拍摄，不得当庭拨打、接听电话，不得传播庭审音视频、文字内容。管控重心是不当使用手机的行为，而非手机设备本身。
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庭审秩序保障诉讼权利的通知》（法〔2020〕145号）作出明确规定，公开审理的案件，律师、社会公众旁听时可以携带手机，仅需关闭摄录功能、全程保持静音；仅重大敏感案件、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法院才有权限制电子设备带入法庭。
本案属于对外全程公开的再审案件，完全不在限制电子设备的范畴之内。律师到场旁听再审案件，本身承担着专业司法监督职能。再审是防范冤错案件的最后一道程序关口，庭审质证、程序合规性审查、法律条文与司法解释核对均需要即时查阅，强制寄存手机，相当于直接剥夺律师实时检索法律依据、固定庭审疑点的工具，人为削弱专业外部监督能力。法院安保部门在法定规则之外自行增设寄存要求，已然违法了法律规定，本身不具备合法约束力。
三、一刀切式管控正在逐步关上社会监督之门
审判公开的核心要义是以看得见、可参与的方式实现司法正义，公民到场旁听、律师到场专业监督，是法律明确赋予的权利。倘若以维护庭审秩序为名义，变相限制外部监督，会衍生多重现实弊端：
其一，差异化、特权化执行加剧司法隔阂。当法庭纪律对不同身份人群设置不同执行标准，外界极易形成“庭审内部化、封闭化”的负面印象，公众也会对审理程序的公平性产生质疑，大幅削弱法院和裁判文书的社会认可度与公信力。
其二，抬高普通民众的旁听门槛。绝大多数普通旁听群众不会携带纸质法条、笔记本，手机是记录、查询最便捷的工具，手机被寄存后，只能凭肉眼记忆庭审内容，后续很难梳理线索、理性提出监督意见，普通群众的司法监督权被变相弱化，旁听席渐渐变成形式化的摆设。不少外地来的旁听者寄存手机后与外界失联，突发事务无法处置，很多人会直接打消到场旁听的想法，社会监督的覆盖面持续收缩。
其三，不利于刑事再审案件错案防范。到场的执业律师是最专业的民间监督力量，无法实时检索判例、司法解释，庭审结束后很难完整、精准梳理程序违法、实体适用错误等问题，再审纠错的实际概率无形中降低，不利于发挥再审纠错、防范冤假错案的制度价值。
四、让庭审公开回归制度设计本意
想要根除各地法院自行出台的各类庭审管控“土政策”，回归审判公开的立法初衷，笔者认为可从两方面推进规范化整改：
第一，厘清安检与庭审管理的权责边界。安检环节仅负责排查刀具、易燃易爆品等危害人身、场所安全的危险品，安保工作人员无权自行增设庭审管理禁令；手机使用秩序、旁听人员行为管控属于审判长当庭指挥权限，法警仅能遵照审判长现场指令开展管理，严禁安保部门在开庭前自行创设超出法定规则的管理要求，拆分安检职能与庭审秩序管理权限，杜绝权责越位。
第二，落实法庭纪律无差别平等执行，取消所有身份特权。将庭审规则统一执行纳入法院年度规范化考核指标，无论法院内部工作人员、来访领导，还是执业律师、普通旁听公民，进入旁听席均需遵守完全相同的法庭纪律。针对当庭接打电话、随意进出、私自拍摄录播等违规行为，法警、审判长必须第一时间制止、惩戒，杜绝选择性执法，守住程序平等的司法底线。
法院设置旁听席，从来不是装点法治门面的形式设计，而是《刑事诉讼法》赋予每位公民见证司法、监督审判的法定权利。维护庭审秩序不该靠隔绝监督来实现，真正成熟的司法管理，是敢于接受外界监督、包容合法监督。当公开庭审真正做到实质性公开，当法庭规则面前真正做到人人平等，审判公开才会真正落地，司法公正也才能获得全社会发自内心的认可和信服。
